庭树摇香：我与外公郑天挺先生

2020年9月，我们郑氏家族成员多人在四舅郑克晟、五舅郑克扬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大学校史馆参观“史学大师郑天挺——郑天挺先生生平纪念展”。展览分为“诗书传家、学以报国”“负笈北大、因缘际会”“教以为生，求真求用”“实心任事、鞠躬尽瘁”四个部分，以图文与实物相结合，展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爱国爱校、潜心学术、奉献教育、鞠躬尽瘁的一生。

1938年8月9日郑天挺生日当天留影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郑天挺先生（1899年-1981年）是我的外公，字毅生，原名庆甡，祖籍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历史的教育科研工作。他1920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4年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在国家内外忧患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展时期，为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和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表达对外公的感谢，北大学生在北大建校50周年时曾赠予他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表示对郑天挺先生的尊重以及对郑天挺先生在北大几十年所做贡献之高度评价。外公深受感动和鼓舞，一直将这面锦旗保留在身边。他去世后，在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我母亲和舅舅们把它捐赠给了北大校史馆。

一、大家庭生活

1950年初，外公辞去了担任18年的北大秘书长职务，专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那时，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东院和后院，有平房18间，我姐姐黄坤就出生在那里。

由于那里地理位置好，且院落面积较大，经北平地下党介绍，被刚入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政治部看中（后为林彪住所），就此我们家搬到了老北大的麒麟碑教授宿舍。它位于东城区府学胡同，当年门牌为26号，现门牌为36号，是北京市文物局所在地。

当时，府学胡同26号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亲叔叔载涛贝勒的房产。该宅院始建于元朝，历史上曾经有多位达官显贵居住过，最著名的就是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把末代皇帝溥仪撵出紫禁城，清皇室同治帝的二位遗孀敬懿、荣惠皇贵妃，在该院度过了她们人生中的最后时光。抗战胜利以后，皇叔载涛将这套房产卖给了北京大学，经办人是时任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秘书长郑天挺，全部宅院包括多组院落和一个花园。

北大分配给外公居住的是多组院落中最大的一个四合院，内有带回廊的坐北朝南的正房5间，坐东朝西的东厢房1间。由于小院南面与西面只有回廊而无房屋，整个小院阳光充沛，花草茂盛，两棵高大的楸树说明了院落建成的年代。迈上高高的台阶走入正房，堂屋是客厅，堂屋西侧是外公的房间，再往西是四舅和五舅的房间。堂屋东侧的两间屋是我家，三舅家的居室在东厢房。

1935年，郑天挺夫妇在北京大学松公府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中家庭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1921年外公与外婆周俽（稚眉，1897-1937年）结婚，他们俩人是“娃娃亲”，感情很好。外婆人极贤惠，对外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使外公全身心扑在学业与工作上。他们先后生育了五个孩子：长女郑雯，次女郑晏，长子郑克昌、次子郑克晟、三子郑克昜（后改为扬）。外婆在1937年因难产去世，长女在1946年因空难去世。外公一家人搬到府学胡同26号时，次女与长子均已参加工作并已结婚，但是都没有独立居住，而是与外公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

1936年，郑天挺夫人周稚眉与五个孩子合影

外公的次女郑晏是我母亲，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工作。女婿黄熊即我父亲，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担任马大猷院长秘书兼助教。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女黄坤出生于1949年，次女就是我，出生于1952年。为了照看年幼的孩子，我奶奶特意从广州来到北京常住，我们小家庭有5口人。

外公的长子郑克昌，按照郑氏家族大排行我称三舅，他在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工作，三舅妈黄秀菱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女郑元出生于1951年，长子郑光出生于1952年，比我小半岁。他们小家庭有4口人。

外公次子郑克晟是我四舅，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外公三子郑克扬是我五舅，在北京市第三中学念高中。

随着表姐郑元、我与表弟郑光的降生，家里安宁平静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四合院里时常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与孩子们的吵闹声，竹竿上悬挂着色彩斑斓的尿布，外公不但不嫌嘈杂，还在备课之余走出书房，弯下身来逗逗我们或者抱抱我们，享受着天伦之乐。他喜欢这种子孙满堂的大家庭生活，人丁兴旺预示着郑氏家族后继有人。

住在府学胡同时期，我们家三世同堂共计12口人，每天生活热热闹闹，温馨而和谐，那是我们大家庭生活最幸福美满的时光。

在我半岁的时候，郑氏大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史学系合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入党的翦伯赞教授担任了北大历史系主任，外公奉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我父亲所在的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

北大在府学胡同26号院贴出通知，要求所有住户必须在限期内搬走，该院落将整体移交给北京神学研究所，它是由被撤销的燕京大学宗教系与北京师范大学宗教系合并成立的新单位。

调令就是命令，具有强制执行的属性。1952年9月，外公首先辞别家人，离开府学胡同去天津南开大学报到。紧接着，我们全家搬到了清华大学新建的教工宿舍二区；三舅全家不得不匆忙在宽街找了个大杂院落脚，一年多后搬到复兴门内一机部汽车局新建的干部宿舍；四舅和五舅均暂时住在学校。短短几个月，我们这个大家庭被拆得七零八落，成员各奔东西，郑氏大家庭集聚一堂的日子成为了过去。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社会活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外公秉承一切以学业为重、绝不能以家事干扰事业的理念，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家长职责让他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如今看去，对外公而言，那段家庭生活时光应该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段温馨岁月。自1937年春外婆突然去世，外公的家庭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外公匆忙辞别5个年幼的孩子，只身去昆明西南联大任职，他的家庭生活再次发生变化。外公曾在日记中记录当时的心情：“……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参见《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6年7月7日）表达了他对孩子的牵挂与歉疚。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在经历了国家内忧外患的坎坷，以及纷纷扰扰的世间情、世间事后，温暖和睦的大家庭生活使外公倍感慰藉与欢乐，没想到甜蜜温馨的家庭生活刚刚度过七年，他又不得不抛家舍业，再次只身去外地任职，重回单身生活。

1947年，郑天挺与子女游览卢沟桥合影，左起：次子郑克晟、次女郑晏、郑天挺、三子郑克扬

在此后的十一年里，平静的家庭生活对他而言只能是一种向往，一种渴望、一种期盼，对亲人的挂念只能通过暂短的家庭团聚得以宽慰。

外公到天津工作以后，每逢节假日都要回北京与家人团聚。最初几年，由于儿女们的居住地点太小，团聚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有时在三舅家租住的大杂院里，有时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有时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后来，随着生活逐渐安定，团聚地点基本固定在位于复兴门内的三舅家，那里位置适中，交通便利。有时，外公到北京开会或者讲学，不管时间多紧，他都要与儿孙们在饭馆吃顿饭，表达自己应尽的家长责任和对家庭成员的思念。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是关爱的味道，是快乐的味道。每次郑氏家族团聚，父母都要带上我们这些孩子。20世纪50、60年代，清华园还被称为近郊区，长年只有31路公交车经过，间隔15分钟左右，交通非常不方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缺少汽油，31路公交车改线不走清华西门，我们要步行到中关村或者北大西门才能乘车。去三舅家要换乘3次公交车，每次我都晕车，但仍乐此不疲。因为大家庭团聚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节日，充满了欢声笑语，让人难以忘怀。

月是故乡明，菜是家乡美，味蕾上的乡愁是刻骨铭心的。我父母知道外公成年累月在南开大学食堂用餐，吃不到可口的饭菜，每次去三舅家前，他们都要精心准备几道具有浓浓家乡味的菜肴。

外公祖籍福建长乐，他喜欢吃闽南菜，诸如红糟肉和燕皮丸子。外婆是江苏泰州人，她在世时经常给外公做扬州菜，如十香菜、淡菜、鲥鱼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物资供应极度馈乏，北京没有闽南特产卖，父母就托同事从福州买来红糟料和燕皮，做好成品带给外公。十香菜是外婆的拿手菜，母亲说他们小时候外婆总做这道菜，既有营养又清爽可口。只是做起来很麻烦，需要提前几天把胡萝卜丝、黄花菜、竹笋丝、莴笋丝、豆芽、芹菜丝、豆腐丝、木耳丝、香菇丝等择好、泡好、切好、晾好，最后一起烹炒。不过，只要外公喜欢这道菜，母亲就不怕麻烦地做好带去。那时鲥鱼不好买，父亲得到海淀菜市场或五道口商场才能买到。

除了家乡菜，外公最喜欢吃三舅妈做的西餐，像俄式撒拉、炸猪排、奶油炸圈、奶油蘑菇汤等。那时做西餐的西式调料都需要自己配制，撒拉酱和奶油汤的原材料调制很费时间，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充当帮手，我也因此初步了解了做西餐的步骤。吃饭时，外公总是嘱咐孩子们多吃，有时边吃边称赞父亲蒸鱼的火候掌握得好，充满了浓厚的关爱。

午饭后，外公与父母、舅舅们坐在沙发上天南海北地聊天，其乐融融。外公知识渊博，熟于掌故，听他讲故事，令我们增长许多知识。那时外公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能见到许多中国史学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外公就给我们讲他们之间的故事，由此我也知道了许多社会名人逸事。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家庭成员聚会就是聊天，从不玩牌、打麻将，这个规矩是外婆在世时留下的。

母亲告诉我，她小时候住在西城区小酱坊胡同23号院时，外公还很年轻，他的几位发小和同事就住在附近。他们年龄相仿，兴趣相同，周末晚上常相约一起玩牌，有时回家很晚，外婆就劝外公：“有时间要多读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玩牌上。”可是外公禁不住朋友相邀，还是时常出去玩牌。

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外公还没有回家，外婆就让看门人去休息。半夜，住在西厢房的母亲和大姨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惊醒，还隐约听见外公“太太开门”的呼唤声，俩人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原来是外婆不肯给外公开门，他们隔着大门很小声地对话。此后，外公晚上再也不出去玩牌了。外婆立下的家规，从母亲那代传承到我们这代，家里始终没有扑克牌和麻将。

二、亲情长在

外公是国际知名的明清史专家，又是一生从事历史教学的教育家。他执教六十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不但培养出大批的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和科研人才，对中学和小学的历史教学也非常关心。他对大、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有过言简意赅的诠释。他说：历史教学应该“小学是个点，初中是个线，高中是个面，大学是立体。”要各有重点，各具特色（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443页）。

鉴于外公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1961年教育部组织编写文科教材时邀请外公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先生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为了工作方便，并能与有关作者经常商酌问题，1961年至1963年，外公先后住在厂桥招待所与北京大学外国专家招待所，负责文科教材的审核工作。

厂桥招待所实际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后为金台饭店），当时是保密单位，门口不悬挂牌子，门卫盘查很严，进去后要走一段很长的小道，才能看到招待所的真面目。它是一座工字型三层楼，每间房屋面积不大，外公住在二楼最靠南那排房，窗外就是北京四中的东门，学校茂密的大杨树把外面的阳光几乎完全遮住。比较特殊的装修是楼道里铺着地毯，每层楼有一间独立的电视屋，说明了招待所的档次。

每周六晚上，我们全家人在清华吃完晚饭后就乘坐公交车赶到平安里看望外公。外公房间较小，顶多能坐四五人，客人多时母亲就让我们到电视屋看电视，不好看的节目也要看到“完”为止。父母与外公有说不完的话，离别时都是外公催促着：“赶快走吧，要不然就赶不上末班车了！”经常是我们刚蹬上公交车，司机就发动汽车开走了。

一年多后，外公搬到了北大外国专家招待所（现为朗润园北招待所）。它位于北大未名湖北岸，当年专供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到北大讲学和学术交流时下榻。那边的居住环境比厂桥招待所好，房间大了许多，屋里阳光充沛，楼内装饰较为高雅，外人不能随便进入，一楼为餐厅和会客厅，二楼、三楼是宾客居住与办公的地方。外公住在二楼朝阳的一间屋里，其他房间大多数是编写文科教材的专家和学者住着。记得有一对日本夫妇，看见外公就弯腰鞠躬，引起我们的好奇。

外公住北大后，我们看望他就方便了很多。每周六下午没课，我和弟弟就从清华西门穿过成府路，由北大朗润园东门进入北大校园。事先母亲嘱咐我们不要打扰外公办公，我和弟弟到招待所与外公打过招呼后，就在校园里闲逛，因此我们对北大校园也比较熟悉。到傍晚，父母下班后骑车来到北大，我们一家人与外公到北大勺园就餐，饭后陪着外公在未名湖畔散步聊天……如今想起，那美好的场景犹在眼前。

外公房间的书柜里摆着许多砖头一样厚的书，其中有他1954年自费从上海购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被历朝历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包括了司马迁所著《史记》到清修《明史》的二十四部史书，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明朝崇祯十七年4000多年的历史，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内容丰富，涉及我国古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天文、地理、科技等各方面，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断句，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1963年9月，中华书局将标点“二十四史”的专家集中于北京，外公搬到了翠微路2号院的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集中精力标点《明史》，并作《明史拾零》笔记，直至1966年6月（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540页）。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共计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表13卷，是历代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其标点由南开明清史研究室承担初点，再由外公全面复核改正，工作量很大。每次我到翠微路看望外公，都看见他趴在办公桌上，戴着厚厚镜片的眼镜，拿着放大镜在书上寻找着什么……那时他年龄已在65岁至68岁之间，别人在这个年龄段早已退休回家颐养天年，而外公为了他热爱的明清历史，还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外公搬到中华书局后，由于翠微路与清华园距离太远，我们全家人一起去看望外公的次数减少。不过那时我已经11岁，经常一个人独自前往，与外公单独交流的机会多起来。

作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外公总是抓住一切时机向我们传播中国历史知识。姐姐是外公孙辈中第一个孩子，除了享受与其他孩子不同的物质待遇，外公更多的是给她传授历史知识。姐姐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开设了历史课，外公会根据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历史课的内容，将前因后果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画面，当成故事讲给她听。如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忍杀害后，北京大学的师生想办法保护遗体、掩埋遗体、为烈士捐款的故事……姐姐说她现在还记得。

1964年前后，报纸等舆论平台开展对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的讨论，广播节目的评书连续播讲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故事。我懵懵懂懂地问外公：李秀成、石达开是好人还是坏人？外公简要讲述了太平天国的故事，让我记住——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必须用唯物史观，依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分析，而不能简单的用“好”与“坏”来下结论。中华书局在“文革”前出版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147本，向大众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外公告诉我，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吴晗，大多数作者都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费了很多工夫才编成这套书，嘱咐我认真阅读，还送给我家几本。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清史简述》，外公赠给家人每人一本，现在它还珍藏在我家的书柜里。外公就是这样将中国历史知识化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播撒到我们心中。

1963年，教育部任命外公为南开大学副校长。为照顾孤身的外公，四舅郑克晟和四舅妈付同钦从北京调到南开大学工作。校方在北村给外公分配了一套住房，门牌为北村8号楼2号，分上下两层，有多个房间，外公的书房和卧室在楼上，四舅一家四口住在楼下。此后每年寒暑假，母亲都带我和弟弟去天津住上一段时间，外公又重新过上了三代同堂的温馨生活。

记得有一年京津冀发大水，京沪铁路的两侧路基都是洪水。我们到了天津，母亲帮助四舅、四舅妈把外公的书籍整理、打包、装箱。南开历史系来了十几位老师，把装着书籍的若干大木箱抬到了外公家二层的储藏室，预防被洪水侵蚀。那里面装着外公最珍爱的古籍线装书，其中许多是曾外祖父留给他的。这些宝贵的书籍躲过了天灾，却没躲过人祸。“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将外公珍爱的书籍、稿件、教学资料、文物、信件、照片等全部查抄，其中书籍或烧毁、或撕毁，损失惨重，让人痛心（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540页）。

三、家教家风

外公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郑叔忱（1863～1905年），字扆丹，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清末开明知识分子，曾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任奉天府丞，后丁忧回京，起复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务提调（教务长），在外公7岁时病故。其母陆嘉坤（1869～1906年），字荇洲，出身名门，为著名学人陆仁恺之女，自幼通经史及新学，习琴鼓，热心教育，著有《芙蓉楼吟藁》多卷，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在外公八岁时因患急性传染病白喉不治，逝于天津。接着，比外公年长两岁的姐姐郑庆珠及年少两三岁的弟弟郑庆喆先后去世，家中只剩下他和一位比他小五岁的弟弟郑庆珏（字少丹，原名志文）。

外公与弟弟成为孤儿后，被寄养在姨父母家中，由表舅梁济监护，并由表兄张耀曾、张辉曾对他们进行教育（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529页）。

梁济（1858-1918年），字巨川，广西桂林人，光绪年间举人，清末官员、学者，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梁漱溟之父。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清亡后投水自尽，留下万字《敬告世人书》。

张耀曾（1885-1938年），字镕西，云南大理人，1903年由京师大学公派留学日本，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学士。1905年加入同盟会，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助手，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1916年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1923年任北京政府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以后因不愿同蒋介石合作，走上抗日救国之路，辞去官职在上海任律师，1936年曾为沈钧儒等“七君子”做辩护律师。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是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以思考研究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志业，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

1928年，郑天挺与张耀曾、梁漱溟等亲属合影，中排：郑少丹（左二）、张耀曾（左三）、梁漱溟（左四）、郑天挺（右二）

外公的青少年时期与梁家、张家和陆家密不可分。追溯历史，同治六年（1867年），梁济先生时年九岁，他父亲梁承光因积劳成疾，病逝在山西离石任上，他母亲携他扶柩返回北京，借住在姑母家。姑母的婆家姓陆，姑父陆仁恺，字澹吾，广西桂林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贵州学政、山东运河兵备道。陆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陆嘉年，字祖庚，年长梁济一岁；小女儿叫陆嘉坤，字荇洲，年少梁济五岁。梁济与表姐妹生活于同一庭院中，朝夕相处，情谊深挚。后来，表姐成婚，嫁给了云南大理张家，她就是张耀曾的母亲；表妹则嫁到福建长乐郑家，她就是外公郑天挺的母亲。那时，这种姻亲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视伦理情谊，且将这种骨肉之情推而及于社会关系和家族关系中，情同一体，相互尊重，彼此关切，相互顾恤，对外公一生影响很大（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111页）。

关于梁漱溟、张耀曾与郑天挺三人的亲戚关系，1976年郑天挺在给张耀曾女儿张丽珠的信中提道：“我的母亲和你祖母是同胞姐妹，两家过从最密……尤其是我八岁已成孤儿，一直住在你们家。”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写到了辛亥革命先驱张耀曾，称其为“镕舅”。三人的亲戚关系见下图：

若从梁漱溟父亲梁家来论，梁漱溟、张耀曾、郑天挺同辈，属于表兄弟关系，因为梁济与陆嘉年、陆嘉坤为表姐妹关系；但若从梁漱溟母亲张家来论，则梁漱溟晚张耀曾、郑天挺一辈，因为梁漱溟外祖父与张耀曾父亲是兄弟关系。

外公早失怙恃，由他表兄张辉曾教他与弟弟识字读书。张辉曾精研程朱理学，律己责人都很严格，思想品德对外公影响很大。家里现在还保存了一封1915年张辉曾从英国写给外公的家信，当年外公16岁。张辉曾写道：

“……吾弟来信谓西洋政治道德必胜吾中华十倍，甚是。但吾国政治道德之所以不及西洋者，皆因吾国青年不知自强，不知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终日以吃喝玩乐为事。现在国事日非，恐招瓜分之祸，吾辈青年最要自强，先自修而后救人。吾弟年纪正轻，更要努力读书，不可终日荒嬉。吾弟身体正好，可加意练习，或打球、或赛跑，均有益处。但不可终日打球赛跑，致将功课荒弃，至嘱，至嘱……”

外公自己成家以后，传承了他表兄张辉曾的教育理念，在品德教育方面，对儿孙两代人，都用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标准来要求。

1915年，张辉曾写给郑天挺的家信其中一页

母亲告诉我，由于有良好的家教基础，抗战时期虽然外公没在他们身边，但是他们姐弟五人都严格律己，刻苦学习。三个舅舅从小就有教养，懂礼貌，不怕困难。除了三舅郑克昌因为受日伪保长儿子的欺负打过一次架，五个孩子从没惹过祸，靠着自己的勤奋，都考上了当时的名牌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时代不同了，外公对孙辈的要求是：要懂礼貌，言谈举止要文明，道德情操要高尚。他对孙辈们的品德和人格教育非常重视关心，要求我们从小就懂得尊重他人与包容他人，胜不骄败不馁，乐观地面对生活。

外公的四个子女共生育了十一个孩子，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四位，还有我弟弟黄圻，三舅郑克昌家的郑先和郑充，四舅郑克晟家的郑春和郑泰，五舅郑克扬家的郑犁和郑牧。

外公在家庭团聚的时经常与我父母、舅舅们谈论他这十一个孙辈的教育问题。他说：“教育没有秘方，你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人，你们自己首先要成为什么人。”外公躬行实践。20世纪60年代，三舅妈的舅妈（我们称姥姥）住在三舅家帮助照顾孩子，外公每次去三舅家小住，都要给姥姥带礼物。他双手捧着烟卷和茶叶毕恭毕敬地送给姥姥的场景，永远留在我们后辈的记忆中。

外公几次在舅舅们面前赞赏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好，说我父亲教育子女从不说教，而是用自己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行、谈吐举止，潜移默化地对我们施以影响，教给我们“为生之道”“为人之道”“为学之道”。这种率先垂范的教育方式，会使孩子终身受益。

外公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所以他在家庭教育中融入了新文化思想，采取的是美国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对我们和蔼可亲，我们也喜欢与他聊天，像朋友那样敞开胸怀。他是教育家，与学生打交道具有丰富的经验，别看平日我们不在他身边生活，但是见面聊天短短几句，他就能了解到你的近况，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抓住你感兴趣的话题与你聊天，启发你、开导你，并表达出他思想上的立意与高度。外公对我们从来不说“好好学习”一类的话。虽然那时考试分数已经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但外公对于我们的考试成绩从不过问，我们几个孩子也没有因为考试成绩高低受过他的表扬或批评。他认为孩子之间是有差异的，分数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培养孩子应该多样化，鼓励我们不断探索，有所追求。

1965年夏天，我与表弟郑光参加完小升初考试，一起去中华书局看外公，向他汇报了我们的考试情况。外公非常高兴，当即给我俩每人5元钱以示奖励。我告诉外公，三舅妈对表弟语文考试中作文发挥不好有些担心。外公转头问表弟：“你作文怎么写的？”表弟复述一遍。外公听后哈哈笑说：“我认为小光写的不错，只要努力学习就应该奖励！”后来我与表弟都考上理想的中学。70年代末，表弟郑光想学甲骨文，外公就给四舅同学赵健先生写信，请他收下这个徒弟。外公还介绍表弟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那里学习《说文》，并在送给表弟《金文编》上题字，鼓励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展。

我12岁时与外公有一次对话，现在还记忆犹新。1964年我小学五年级，在历史课上老师讲了“海瑞罢官”的故事，题材取自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同名京剧，主要宣传明代廉吏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我知道外公与吴晗很熟，就问外公：“您也是历史学家，何不向吴晗学习，也写部历史剧，出出名？”外公听后哈哈大笑，对我说：“吴晗先生走的是仕途之路，我是专心致志做学问。”那时我还不懂得大千世界的复杂性，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外公也没想到这部京剧会在两年后给吴晗带来杀身之祸，只是与我谈如何做人。外公说：“我认为，做人还是要低调，要踏踏实实，不随波逐流。”

当时我懵懵懂懂，在经历了“文革”，了解了外公的人生际遇后，我才理解了外公这句话的含义。在196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和干校热潮中，我们这代孙辈有六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人去工厂，两人随着父母去干校，在农村与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17岁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开荒种地、脱坯盖房、牧羊养猪、下水打草、修筑堤坝，什么活儿都干过。我弟弟在江西南昌清华鲤鱼洲干校，年仅15岁就被当作壮劳动力使用，与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一起拉车，小表弟郑充7岁在江西一机部干校放牛。

面对艰苦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我们没有气馁，表现出刚毅坚强的性格，以乐观豁达的胸怀，将生活中的苦难变为成长的能量，这与外公倡导的家庭教育高度相关。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些孙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以良好的素质、达观的心态、持续的努力、不懈的追求，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做出了贡献，没有辜负外公的期望。

四、特殊任务

1966年6月，在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明史》的外公，被南开大学责令回校参加运动。回到天津马上被关了起来，失去人身自由，种种不堪与屈辱：被打倒、被批斗、关牛棚、做检查、劳其筋骨形式的思想改造……外公无一幸免。在南开大学工作的四舅和四舅妈也被隔离审查，不能与任何人联系。那三年里渺无音讯，北京的家人不知道南开的家人是死是活，也不敢谈论外公，最担心外公想不开，挺不过去那黑白颠倒的岁月。

1968年初夏，北京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开始退去。父亲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去天津打听外公的消息。我心里惶恐不安，因为在清华园里见了太多的非正常死亡，我不知道此行将获得什么消息，但是我必须去，这是任务，也是使命。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处在社会的底层，按照阶级成分划分属于臭老九，父母不能随意外出，他们想了解外公的情况，只能派子女出去打探。

父亲嘱咐我到天津就是打听消息，打听不到，马上返京，保护好自己。到天津走进南开大门后，我想到外公可能已被“红卫兵”扫地出门，不住北村8号楼了，特意选择了一位四五年级的小学生询问。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校园内发生的事情基本清楚，且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不会怀疑我。

果然童言无忌，他一听见外公的名字，立刻骂了起来：“这个老不死的家伙，怎么还不死呀！”说完就跑了。听到这话，我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起来，这说明外公还活着。接着我又分几次打听，终于找到了外公的住处。

此时外公已由原来的两层楼迁到一间9平米的背阴小屋，房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屋里很小，光线阴暗，里面只有一个上下铺的单人木床和一张旧木桌子，家具上散落着报纸，屋中央站着一个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报纸。

我仔细一看，正是朝思暮想的外公，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曾经着装很讲究的外公，此时完全变了样，穿着破旧的衣服，裤腿上还有尘土，只是气质未变，仍然保持着文化风骨，要不然真认不出来了。他看见突然闯入的我，高兴地说：“不要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你马上回北京告诉爸爸妈妈，不要担心我。活着总会有希望的。” 话语中透着淡然和坚强。

我悬吊着的心终于放下，格外钦佩外公宁折不弯的心态。停顿片刻，外公又说：“一会儿可能就有造反派来，你不要在这里多停留。”接着从一堆破报纸中翻出5元钱递给我说：“这钱你拿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眼泪再次流出。

我知道清华教师中“反动学术权威”的工资都被停发了，最初每月只给14元生活费，后来提高到三四十元。外公的工资肯定也被停发了，他生活那么困难，还给我零花钱，我怎么能要呢？

一番推搡之后，外公说：“不能破坏我定的规矩。”“文革”前，我们这些孩子去天津看望外公，外公都会给5元零花钱，让我们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拗不过外公，就想用他给的钱做点事。看到外公啃着窝头就着咸菜的午饭，我对外公说：“一会儿您出去不要锁门。”

我害怕在学校商店买食品会给外公惹祸，就拿着钱坐车到了天津劝业场，凭着记忆买了一大堆外公喜欢吃的食物。那时5元钱能买许多东西，最后还剩下一些钱，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好，看见许多顾客都买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我也买了两瓶。回到外公家，他已经出去劳动了，我就把一大包食品和剩下的零钱都放在了外公的床上，那点零钱还够外公吃一顿早餐。

1973年夏天，被下放到天津西郊插队落户的四舅全家回到南开大学。1974年，外公分配到了新的住房，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腾维藻教授合住在东村12号。这是一座四坡顶西式平房，是抗战胜利后南开建造的教授住宅，配有起居室、卧室、厨房、厕所、杂物间等，功能齐全。外公搬进去以后，与四舅全家住在走道西侧的三间屋里，腾教授一家住在走道东侧的两间屋里，厨房各家一间，厕所公用。合住是20世纪70年代的特色，虽然生活有诸多的不便，但是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外公十分满足。

1975年春天，我从内蒙古兵团返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父亲又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去天津照顾外公一周，主要是做饭。这对我真是勉为其难，因为我不会做饭，临时抱佛脚，出发前跟父亲学做了几道菜，到天津后“大显身手”，受到外公的好评。

1975年，作者黄培与外公郑天挺在首都体育馆西门外

此时，外公已经恢复工作一年多，白天特别忙，除了接待拜访的客人，就是在书房里读那些大部头的书籍，精神状态非常好。晚饭后他先出去散步，再回到书房写东西，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外公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他博通中国历史，尤精明、清两代，对历史地理、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等学科，也有深入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196页）。外公的博学是通过日积月累不断学习取得的，即使“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与批判，也没能阻止他对历史研究的探索。外公告诉我，他被关进牛棚后，无书可读，但是“天天读”要念各种报刊，还要学习马列著作。他非常关注时事新闻中涉及历史事件的报道，晚上回到牛棚，就思考自己曾经撰写的文章是否需要补充与修订。1971年下半年他的“问题”得以逐步解决，他就见缝插针，一有时间就搜集清代边疆问题及丝绸之路的史料，根据国内外形势开始有侧重地研读东北边疆史料，加强对钓鱼台史料的关注……表现出“骏马自知前程远，无需扬鞭自奋蹄”的勤奋精神。

为了确保外公一日三餐不重样，我费了不少脑筋。从北京出发前，母亲给我一本手抄本，里面有几十道菜谱。我知道外公喜欢吃西餐和广东皮蛋粥，就参照本中的锦囊妙方，学着做了撒拉、炸猪排和皮蛋粥。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西餐，水平不敢自夸，但毕竟是调换了口味，外公评价说味道正宗，并给父母写信夸奖我任务完成得好。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外公的书面表扬，心里特别高兴。

我做西餐那天，还邀请我的内蒙古兵团战友王墨利到外公家做客。当时王墨利正在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念书，外公非常喜欢与年轻人交谈，询问了王墨利在大学的情况。当外公知道我们十六团驻扎在离中蒙边境很近的乌拉特中旗，还给我们讲述了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历史渊源。王墨利对我说：“在天津电视新闻里，我时常看到你外公的镜头，今天见到真人，顿生高山仰止之感。”

五、深情厚谊

外公一生有很多朋友，我讲述的这两个人是外公的莫逆之交，他们的友谊经历了岁月的考验。

1968年我去天津看望外公不久，姐姐也去天津看望了外公。外公见到姐姐高兴地说：“前几天张伯驹从北京来看望我了。”这是外公成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后，第一位专程从北京来看他的老朋友，对外公是极大的安慰与鼓励。

张伯驹（1898-1982年）比外公大一岁，是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将多件珍贵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卷。1958年张伯驹划为右派，1966年夏天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强迫退职。此后因无工作、无户口，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里，以出卖家产度日。

外公与张伯驹的友谊得从新中国成立前讲起。他们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抗战胜利后，外公奉民国政府教育部命，回北平接收北大，为了让在昆明的师生尽快返回北平复校，力争在北大校区周围和市内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外公多方奔走，张伯驹给予很多帮助。

1946年外公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张伯驹也是。外公对字画有过深入研究，他从不捧人，而是用自己的学识与眼光来评价文物的历史价值，得到业界的认可。张伯驹在收藏、鉴赏文物过程中遇到问题常与外公探讨切磋，每遇到贵重文物需要追根溯源，他就请外公帮忙，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查找根据，把淹没的历史挖掘出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春天，张伯驹送给外公一棵用北京故宫里的“御苗”压条培育的小树苗，天津没有这个品种，外公把它种植在南开大学自己家门前。这种树开出的花朵素雅清香，传说宋朝仁宗皇帝非常喜欢，赐名“太平花”。旧时文人墨客时常在故宫为它赋诗作画，外公与张伯驹都参加过这种活动。没想到1957年下半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奉调到吉林长春工作，从此两人很少见面。外公只能通过给树苗浇水上肥，表达对老朋友的挂念。（参见《太平花》，作者辜位廉，天津《今晚报》2019年10月9日）

“文革”期间，张伯驹境遇与外公相同，挨批挨斗，日子过得不太平。在忍辱负重的日子里，张伯驹想到几位老朋友因为忍受不了屈辱而含恨九泉，一直惦念着外公，不知他是死是活。在获得人身自由后，他已是一个无户口、无口粮、无工作的“三无”人员，从一个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阔绰富人变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日子。即便如此，他也要去天津看望外公。到火车站，身上只有5元钱，买了张车票，花去2.60元，连返程票钱都不够，他依然故我，坦然自若前行。

到了南开大学，两位老朋友相见百感交集，倾诉多年的思念，相约都要“坚强地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能看到明天。”临别时，外公从报纸堆里找出5元钱，让张伯驹买回京火车票。此时他俩都是一贫如洗，生活艰难。

1972年初陈毅元帅逝世，张伯驹为陈毅撰写的一副长达80字的挽联，对仗工整，用典精当，情感真挚，气势沉雄，引起了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主席关注。不久，周恩来总理为张伯驹解决了北京户籍和工作。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张伯驹撰写了一副挽联，深情缅怀周总理。粉碎“四人帮”后，张伯驹再次去天津，特意为外公写下了改变他命运的两副挽联，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

1974年春天，外公写信给母亲，让我去北京大学看望他的老朋友川岛先生，当时他们已中断联系近十年。

川岛（1901-1981年）原名章廷谦、字矛尘，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他191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成为鲁迅的挚友和忘年交。鲁迅与许广平结婚时，只有四位朋友参加，川岛是伴郎之一。川岛与外公在北大念书时是同学，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工作时是同事，俩人志同道合，关系亲密。外公奉调天津工作后，回北京探亲，只要有时间就去北大探望川岛。

我小时候陪同外公去过川岛家，我称川岛为章公公。每次到他家，他与夫人都特别高兴。章公公跟我说：“你外公可是个好人，他为人正派，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与恐吓，宁肯自己受屈辱，也不坑害朋友。”并伸出大拇指称赞外公的人格。章公公告诉我，“文革”开始后，造反派给他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到南开大学强迫外公作伪证，遭到外公拒绝。章公公说：“人格最可贵之处，就是受苦受难和大起大落的危难时刻，仍然不出卖朋友，我和你外公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闲聊之中，章公公给我讲了一个他与外公在沙滩红楼时期的故事。那时他俩还年轻，都喜欢去东安市场和琉璃厂的旧货市场淘宝，这也是那个时代很多文人墨客的共同爱好。有一次，他与外公还有两位朋友在东安市场看到一套古墨，产自清朝初年的徽州，距今300多年。打开外包装，里面的四块小墨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紧紧挨在一起。每块小墨的图案各异，雕刻精美，令人爱不释手，但价格不菲。四人仔细研究后，认为是稀世之宝，不可放弃，当即决定买下，四人各保存一块。章公公说：四块古墨象征着他们的情谊，团结合作，密不可分。

六、好事连连

1980年，82岁的外公好事连连。3月份，外公到北京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夏天，外公的《探微集》和《清史简述》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久，外公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特级劳动模范。8月，由外公发起主持、南开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明清史讨论会召开，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明清史学者120余人参会，外公在会上提交的《清代的幕府》一文影响深远。

也在这一年，外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30年来的政治夙愿。他的入党申请书是报送中央组织部批准的。在国家内忧外患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展时期，外公不断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245页）。

1980年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年份——与史简结婚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们鄙视大操大办婚礼的习俗，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结婚方式——旅游结婚，到山东青岛、济南、泰山旅游。返京时路过天津，特意去南开大学看望外公，当时他正为筹备国际明清史讨论会忙得不可开交。

1980年，黄培夫妇去北京军区招待所看望外公郑天挺

外公听说我们结婚，特别高兴，除表示热烈祝贺外，还嘱咐我说：“你父母婚姻美满，他们从不吵架，相互谦让，你要以他们为榜样。你几个舅舅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这是郑家的传统，你要传承下去。”外公还说：“史简是个好孩子，忠厚朴实。‘文革’十年把社会公德和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道德都破坏了，要保持婚姻的稳定，就要找忠厚朴实的人。你与史简要相亲相爱，白头到老。”他还许诺国际会议结束后，到北京参加我们俩的婚礼家宴。

十几天后，我父亲在位于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举行了家宴，祝贺我和史简结婚暨外公82岁寿辰，外公到场祝贺，郑氏家族有20多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我感谢外公和家人对我们的祝福。

家宴完毕，郑家人簇拥着外公往外走。外公看见我公公还没有出来，就站住说：“请小培的公婆先走，咱们再走。”而我公公腿脚不好，去厕所很长时间也没出来。家人知道外公下午还有公事待办，就说：“宴会已经结束，您不要再等了。”外公说：“这是礼节，咱们家要懂得礼貌。”最后把我公公婆婆送出了四川饭店大门后，他才离开。

七、参与外公日记出版

西南联大时期，外公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主任、历史系教授。工作与教学再忙，他每天坚持写日记，将这一时期的时务、校务、教务、人物交游、民生景况，逐一写到日记中，为社会留下了一笔堪称“半部联大校史、一时社会全景”的珍贵记录（参见：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在2018年3月17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上的致辞）。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2018年1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选入了中国出版协会“2018年度中国30本好书”，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版好书2018年度榜”，第十九届“深圳读书月“2018年度十大好书”等榜单，2019年获第九届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综合奖，入选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

该书出版后，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你外公的日记是如何完整保存下来的？”说起那段心酸历史，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

1966年6月，在北京中华书局承担《明史》点校工作的外公，被南开大学责令回校参加运动，遭到严重迫害，失去人身自由。学校勒令四舅在限定时间内，将外公历年的日记、手稿等统统上缴到南开历史系。外公的书籍太多，分布在书房和储藏室，在“破四旧”中，被红卫兵多次抄家，外公最喜欢的书籍、稿件、教学资料、文物、信件、照片等全部被查抄，从年轻起收集的各种字画、扇面、古墨、石头等荡然无存，损失惨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9年，南开历史系通知四舅，可以取回外公的日记等材料。在南开历史系办公室搁置了12年的日记，逃脱了被红卫兵撕毁烧毁的厄运，完整地保留下来，物归原主。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序中，有一段话以郑嗣仁的名义所写：“日记本为自用备忘，并未考虑发表。早在十年前中华书局即建议将此部分日记出版，家属出于多种考虑，未作同意。”郑嗣仁是我母亲与三个舅舅的笔名，是“郑四人”的谐音。外公去世以后，关于外公的所有事情，都是母亲与舅舅们集体商量决定，我们小字辈即郑氏第三代人从不插嘴表示意见。

郑天挺日记（1938年1月1日）

在外公日记出版前，受母亲和五舅之托，我和史简从家属的角度，认真拜读了外公1928年至1946年的日记，约130万字。由于我接受的中文正规教育仅到初一，最开始阅读外公日记还有些吃力。外公日记是繁体字竖写，没有标点符号，加上他是学国文出身，有些用词是当年的老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一篇一篇地反复阅读，一遍读不懂就读三遍、五遍，再经过一段时间对古文和中国近代历史知识的恶补，我渐入佳境，做了多页笔记，遇到问题就请示母亲和五舅，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得到长辈们的肯定。外公日记的出版，是郑氏家族对外公最好的纪念。

逝世前四日的郑天挺

我与外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外公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他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豁达胸怀和高尚品德，成为我学习的榜样，鞭策着我有所追求，不断向前。

今日为郑天挺先生诞辰124周年，特刊发此文以表纪念。本文原载于《试笔轩窗 漫道胡同岁月》（群言出版社，2021年11月版）一书，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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